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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征文7篇

征文范文 相關范文 編輯:念秋 發布時間:2018-10-9

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征文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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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

40年前,我17歲。那個夏天,我多了一個稱呼:“落榜生”。說完整了,應為“高考落榜生”。我成了全國當年的570萬分之一。

那年,我從一所名叫“魯迅中學”的城郊中學高中畢業,參加了恢復高考之后的第二次全國高考。

其時,全國有610萬考生,而被錄取的僅40萬多一點,錄取率為7%。這與40年后的情形,真可謂天壤之別。當下,每年高考人數900多萬,錄取率78%左右,較40年前增長了10多倍。這真是學子之幸,也是時代之幸。

當年恢復高考的決定甫一作出,猶如在沉寂太久的天空炸響了一顆春雷。封閉10年的求學深造通道,終于又打開了。人們內心的喜悅無法言說,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鑼鼓敲起來,鞭炮放起來,龍獅舞起來。經歷了漫長嚴冬的人們,終于可以敞開胸懷,張開雙臂,去擁抱期盼已久的春天。

恢復高考,無疑給廣大民眾帶來了福音。特別是青年學子,更特別是面廣量大的農村青年。高考提供了一條新的出路,讓他們的人生軌跡,不再囿于鄉村。

我也是這面廣量大的群體之中的一員。1977年的第一次高考,我沒能趕上。緊接著半年之后,便是第二次高考。我卻以3分之差惜敗,沒能成為40萬天之驕子中的一位。

那條走了不知多少趟的10里鄉路,在腳下蜿蜒而漫長。我的腳步有些懶散,情緒稍稍失落,沒有了往常歸家的歡快。其實,對于一個17歲的鄉村少年而言,第一次參加高考失利,還說不上有多憂傷。

這畢竟只是我17年人生歷程中的第一次大考。僅以3分之差落榜,現在想來,心里頭或許還潛在著小小驕傲呢!要知道,按照當時的高考政策,如果我屬于城市戶口,完全是達到錄取分數線的。

縮小城鄉三大差別,是當時喊得很響的口號。這農村戶口、城市戶口之差別,在高考錄取分數線上的體現,讓不少人不惜花重金去購買城市戶口。可是幾年之后卻變得一文不值,幾成笑談。

無論腳步多懶散,10里鄉路總有走盡的時候。歸家的少年,做好了被父親訓斥的準備。

唉,怎么就沒再用把力,何至于差了3分呢?也怪我沒把手表給你,答卷時間掌握不好,有幾場交卷過早,也影響成績呢!父親雖然知道考試不比種地,但凡事用力一些總是好的。再說僅3分之差,能不惋惜么?這可是改變一個人命運的呀!

父親從手腕上除下那塊老式鐘山表,說什么也要給我戴上。這讓我這個落榜生頗為意外。其時,父親負責著一村之全面工作,無疑是需要掌握時間的。

一直在后屋廚房里忙碌的母親,端上一碗蛋茶遞到我跟前:吃吧!你爸已經跟學校老師說好了,讓你復讀,明年繼續參加高考。

剛戴上鐘山表的手腕還有些不適應,去接母親的蛋茶碗時,我險些失手。咬著滑嫩的蛋癟子,滿口盈香,卻難以下咽。

我當然知道,眼前四只雞蛋一碗蛋茶,在我們家里是用來款待貴客的。現在,母親竟端給了我這個17歲的落榜少年。這一刻,我鼻腔有點酸,眼角有點濕,懊悔猶如無數看不見的小蟲,在體內蠕動。怎么就沒再用把力,何至于差了3分呢?“落榜生”的稱呼,我也沒一直頂著。沒過多久,我又有了一個新的稱謂:“復讀生”。

在父親的努力下,我重新回到母校魯迅中學復讀。由我這樣的復讀生組成的班級,叫“補習班”。學校在補習班師資選配上,是往“強”里配的。為高考落榜生辦補習班,在當時的城鄉中學極為普遍。

正是在這補習的一年,我幸運地遇到了語文老師朱老師。朱老師大膽引進了新時期短篇小說的講解。這樣的舉動,放在現在可能并不覺得多特別,多難得,但在40年前,確實有點兒“吃螃蟹”的意思。劉心武的《班主任》、盧新華的《傷痕》,一篇篇散發著墨香的文學作品,進入了一所普通中學補習班的課堂,培養著我們這些復讀少年的文學鑒賞力,在我心底撒下了一粒文學的種子。

人無法解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偶然性變化時,多半會歸結于一個詞:命運。內心默認,冥冥之中,自有命運安排。然而,作為從那個特定時代走出來的人,我知道,如果不是我第一次高考5個月后,北京那場重要會議的召開,不要說我個人的命運,就連整個國家的命運,都會是完全不同的軌跡,恐怕很難再有什么“幸運”可言。

真理標準討論之后,“撥亂反正”成了當時的熱詞。960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一些口號不提了,工作重心轉移了,特別是廣大農村實行聯產承包之后,我身邊的鄉親們都像換了一個人。

我經歷了第一次高考的挫折之后,第二年的考試頗為順利。因為有父親的鐘山表,答卷時間掌握得很好,不再貿然交卷,也不擔心超時。每場考試都認真閱卷答題,最后成績當然非常理想。

我第二年參加的,不是“高考”,而是“中考”。這里的“中考”,是指中等師范學校、中等技術學校考試。

我非常理想的中考成績,卻沒能如愿考上自己填寫的第一志愿:甘肅某鐵道學校。最后,我進了離家最近的一所師范。對此,我百思不得其解。

原來,父親私下做出了一個與我相反的選擇,以離家最近為目標,替我選了那所師范學校。父親為我做出的改變,竟然讓我又一次收獲了“幸運”。

就讀于師范學校的兩年,我幾乎天天泡圖書館,猛啃各種名著,完成了基本的文學積累。那粒文學的種子開始發芽,生長。

在師范學校,教現代文學的費老師,給予了我創作上最直接的指導。我和幾個志趣相投者,牽頭組建了“陶然亭”文學沙龍。每周都有同學匯聚“陶然亭”,交流閱讀心得,進行文本分析。終于,幾年之后,我的小說處女作《故里人物三記》在《中國青年》雜志發表,并獲得此次全國性征文的二等獎,我榮幸地前往北京人民大會堂領獎。

其后,我迷戀有“里下河文曲星”之譽的汪曾祺先生30多年,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汪迷”。我自己也先后創作出具有“汪氏風格”的長篇小說“香河三部曲”——《香河》《浮城》《殘月》。根據《香河》改編的同名電影,已由瀟湘電影集團等搬上了熒幕。最近五六年來,一個以汪曾祺為靈魂人物的“里下河文學流派”正崛起于中國文壇。

四十年如白駒過隙。當年的落榜少年,轉眼年逾半百矣。我現在心里頭常想的是,但愿能將一人之幸運,變為一個地區文學之幸運,讓“里下河文學流派”這桿大旗在中國文壇上高高飄揚,讓更多的文學新生力量在這桿大旗下茁壯成長。

【篇二】

曾幾何時,一把柴禾,難倒多少有志男兒。

現在農村做飯大多用上了煤氣灶、電磁爐,最不濟的也是沼氣灶、蜂窩煤了,早已脫離了煙熏火燎的苦難歲月,但一把柴禾,時常勾起苦澀的記憶,烙印在靈魂深處,念念難忘。

柴禾燃起的炊煙,縈繞在厚厚的歲月里,潛入在下意識里,沉淀成濃濃的鄉愁。

一把柴禾,點燃的不僅是苦難的歲月,也是我的鄉愁。

我家是典型的“一頭沉”,父親在外工作,母親帶著我們姊妹四個在家里熬苦日子,勞力少,掙工分就少,按人口分的糧食不夠吃,發愁,沒人拾柴禾,把吃的煮不熟,更愁。 從我記事起,到離開村里,晃晃悠悠的十幾年歲月里,田野里的蔥蘢在我看來都是柴禾的淵源,能拾的柴禾一直沒淡出過我的視線。

大概三四歲時,才學會走路不久,就一路蹣跚著,跟著母親去路邊摟樹葉子,母親在前面用竹耙子擼,用大掃帚掠,我在后面往藍撮里摟,柿子葉、楊樹葉、槐樹葉,什么葉子都不嫌,只是葉子很輕,不經燒,攢到鍋灶里,噗噗幾下就著完了,一個干饃饃都烤不干,有時干柴禾跟不上趟,只好夾雜燒一些沒來得及晾曬透的,這些濕柴禾只冒黑煙,就是不起焰,只好撅起屁股使勁往里吹氣,噗嗤噗嗤,常吹得眼淚鼻涕一起流,嗆得直咳,恨死了那股冒不出去的炊煙。

從小時起,拾柴難,難拾柴就牢牢地烙記在心里了,有時還十分羨慕住在山里的人家,出門到處是荊棘柴禾,野生的枝埡都燒不完,誰還去擼樹葉呢,有時也羨慕都在村里干活的農家,下工回家不空手,順便捎幾根柴禾,就夠家里用了。

父親也曾利用星期天,到離城十幾里遠的左家灣山里拾柴,那時還不通大路,只有一條崎嶇的山道,不知他是怎么把這些柴禾運回到城里的,只知道他還要拉下老臉求人,找順道車,把這些柴禾再捎回到六十里外的老家,其中辛酸和甘苦,只有他默默承受,現在想起那些柴來,都還心疼地直掉眼淚。

六七歲時,我們這群剛上一二年級的小學生,就利用星期天,開始獨立拾柴,減輕家里負擔。

剛開始是到地里拾莊稼葉桿,撿禾根,什么麥茬、谷根、豆葉、瓜蔓、玉米桿根、高粱桿根,都統統撿拾,后來又發展到割雜草,拔老蒿,凡是能燒著的棄物,都是我們的最愛。

我村屬河槽地帶,背靠一道坡嶺,不長樹只長荊棘,好多人家都有一個很大的柴禾堆,多半都堆著酸棗刺,這種柴發熱值很高,火苗起來時噼噼啪啪作響,非常趕火,是燒飯蒸饃的好柴禾,尤其是秋冬季節,刺葉盡落,水分風干,正是拾柴的好季節。

**歲時,每逢放假,我們就早早地相約著,肩上抗著镢,腰里別著疙疤繩,到了坡上再分散開來,各挖各的,挖的差不多夠背了,就開始往齊里整,一苗壓著一苗,幾苗一小匍,用镢把擺齊的棗刺砸瓷實了,再攤開疙疤繩,一小匍一小匍地擺好壓實,上面均勻地放幾根荊條或著樹枝捆綁結實了,以防尖利的棗刺扎透脊背。

放一次假不容易,上一次坡更不容易,常常挖得背不動為止,把镢把反插進柴捆里,慢慢地移到坡塄的高處,弓下腰背好,然后使勁站起,起不來就讓同伴們從后邊搭一把手,然后沿著山路慢慢地往回走。

坡路漫漫。路上輕易不敢停歇,一停歇,就怕再也背不起來了,那時,秋冬季節的風感覺特別多,也特別大,柴捆背在肩上,兩腿直打顫,風從背后吹來時,催得腳步狂奔,也不敢停步,只好趔趄著一路前行。風迎面吹來時,最容易吹掉體型大的柴捆,只好轉過身,頂著風,倒著往回走,否則柴捆吹跑了,不是滾下坡去,柴捆滾散了,就是掉到坡崖下,還得另外捆綁,更加麻煩。

到十多歲時,開始找伐樹后留下的根樁刨,村里村外,渠邊路旁,每發現一個樹根樁,都像見到久別的親人,激動不已,好不容易挨到放假的時刻,抗镢拿锨,還要持斧,圍著樹樁挖一個大坑,邊挖邊砍,操弄半天才能刨出來,常常是刨出來又拿不動,還得捎信讓家里人來接,路旁的樹樁幾乎被我一個人刨完了。

那個年月,到底拾了多少柴,刨了多少樹樁,永遠都記不清了,只留下那道炊煙還飄蕩在心底,留下念想,這也許就夠了。

【篇三】

1964年8月,我被錄用為國家干部,試用期二年,月工資25.85元。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直到1969年才轉正定級,月工資為30元。當時我在中共靈寶縣委農村政治部工作。我們部里的張秘書是位老同志,月工資51.5元。我們的工資造在一張表上,每當從會計那兒領工資時,看到張秘書數著一疊疊的錢,我十分羨慕,我想,我干到退休時,工資能到張秘書那個水平就心滿意足了。這就是我的“工資夢”。

其實我也知道這個夢是很難實現的,因為六、七十年代調工資和現在的辦法不一樣。現在是一兩年調一次,人人有份。那時是四五年調一次,按人頭分指標,大都是百分之二、三左右,而且每調一次只增加五六塊錢。那時我已三十出頭,干到六十歲退休,頂多調五六次工資,而且不會每次都有我。想到這里,有些心灰意冷了,但是我要通過去奮斗去努力,爭取工作上比別人突出,能多調幾次,盡最大努力實現我的“工資夢”。

我家住在陽平鎮鑄鼎塬,十年九旱。生產隊每個勞動日只分一角八分錢。年邁多病的父親和帶著三個孩子的妻子,每年掙的工分不夠口糧錢,年年透底,還要欠生產隊幾十元錢。糧食不夠吃還要買高價糧。我每月的30元工資,成了家里的主要經濟來源。    30元錢怎樣支配,我算計著花。我每月給自己留10元生活費,給妻子20元養活老小。我留這10元錢有詳細的計劃,我在機關食堂吃飯,每天花3毛錢,1斤糧票。具體支配是:早飯二兩饃一碗稀飯,二分錢咸菜,合計八分錢;午飯二兩饃,二兩面條,合計八分錢;晚飯二兩饃,一碗稀飯,八分錢熱菜,合計一角四分錢。這樣下來一個月伙食費9元左右,剩余1元作為買牙刷牙膏肥皂之類生活用品。有一次,妻子和大女兒(6歲)來看我,在機關住了兩天,因為當時糧食是定量供應,每月只有29斤。為了節省糧票,我早上只喝一碗稀飯,女兒喝一碗稀飯吃二兩饃,女兒見我吃的很少,竟然自豪地對媽媽說:“我爸飯量真小,還沒有我吃得多呢。”妻子明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沒有說出口。她們只住了兩天,就匆匆回農村去了。女兒長大后才明白原委,每當提起此事,心里有說不出的難過,總是止不住眼眶就濕潤了。

1978年,我擔任了西閻公社黨委副書記,工資已漲到40元。那年調資,縣里分配指標是百分之二,西閻公社四十五名機關干部,只分一個調資指標。我是抓機關的副書記,黨委把這項工作分給了我。僧多肉太少,怎么辦呢?我知道,這是個惹人的差事,過去機關調資,總是你爭我搶,吵吵嚷嚷。我反復考慮后決定用無記名投票的辦法,誰的票多給誰。大家都同意這個辦法。但是投票結果讓我更為難了,我的票數最多,理所當然這個指標應該給我。當時機關有位老同志工作20多年了工資比我還低,我不忍心,就提出把這個指標讓給他,但他死活不答應,黨委幾位同志也不同意。但我的態度很堅決,黨委書記有點作難,把這個情況匯報給了縣委書記劉振幫。劉書記說:“博理同志工作不錯,工資偏低,指標不能讓。至于那位老同志可以照顧一下,我讓人勞局從機動指標里再調劑一個。”就這樣,我的工資漲到了 45.5元。1980年,我擔任城關鎮黨委書記后,又升了一級,工資達到51.50元,這時,我暗自慶幸,我的工資夢提前實現了。那年我39歲,離退休還有二十多年。我想,一個人只要工作肯努力、肯奮斗,夢想總會實現的,黨和人民是不會虧待你的。從此以后,我工作上更加努力。1984年,我擔任了靈寶市(縣)法院院長,1995年擔任了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2002年退休時工資已達到了1295元。    2003年,在一次聽報告中獲悉朱镕基總理說,三年后干部職工工資要達到3000元以上,我當時聽了很受鼓舞,但也有點半信半疑。我想真要達到那個水平,干部們都要燒高香了。

三年后,總理的承諾果真實現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干部職工工資大幅度上升,平均都在3000元以上,特別是企業退休職工,連調十二年,由原來的月平均六七百元達到兩千多元。我的退休工資現在已達到每月4800元,和改革開放四十年前相比上升了100倍之多,這是我當年做夢都沒有想到的。

【篇四】

檔案,記錄當下,沉淀歷史。檔案是塵封的歷史,那誰來記錄檔案發展的歷史呢?

翻開歲月的畫卷,如歌的歲月只能記錄在發黃的紙張、塵封的案卷、黑白的影像之中。

10年前,初進公司檔案庫房時,被堆積如山的檔案強烈地震撼到,滿滿幾柜子的賬簿里詳細記錄著歷屆檔案員用精致的仿宋體撰寫的檔案信息。老師傅們說,當時每一位新入職的檔案員必須練習半年的“仿宋體”,才有登記建賬的資格。在檔案人眼中,這是未被列入企標的企標,是每一個合格檔案人的必備技能之一。

隨著公司任務量的增多,檔案登記任務壓力亦逐年增大。一份技術資料的檔案形成,檔案員要經歷“移交賬”“資料總賬”“發放卡片”“資料回收賬”等多道程序。緩慢的工作效率難以應對日益增長的工作量,曾經必備技能之一的“仿宋體”一度無暇顧及,檔案數字化建設就成為檔案員最期盼的事兒。

2003年,公司引進了第一套檔案系統管理工具——金航百科。從此,檔案管理基本告別了傳統的、如山一般的紙質賬簿,電子臺賬登上了歷史舞臺。

2010年以后,數字檔案館的理念開始在行業內推廣,公司也開始了數字檔案館的建設工作。從走訪調研、起草建設方案,到硬件升級、制度修訂,檔案員們孜孜不倦地為之付出努力。至2014年底,公司順利通過了上級單位的“一級數字檔案館”驗收,檔案移交、登記、發放、補發申請、復印任務派工、回收……檔案全流程的管理均在數字化平臺內完成,過程清晰、可控、可追溯;檔案用戶只需一個電話,或者直接在個人電腦上就能輕松查閱檔案信息,數據真正實現了“共建、共享”。

塵封的賬簿,如今已經成為“檔案”,曾經的“仿宋體”,已經被計算機統一的“仿宋體”代替。不變的,是檔案記錄下的完整信息,是檔案人代代相傳的敬業精神。

【篇五】

“五一”出去玩了幾天,回來后快遞堆成了山。我志滿意得地拆開包裝,一一檢閱著我的新裝備,又一件一件地穿上在鏡子前穿梭。雪紡的文藝長裙,刺繡的棉麻襯衫,帶蕾絲花邊的小微喇褲子……再配上各種顏色的細高跟鞋子,在老公真真假假的恭維聲里,我就要美上天了。小女兒一臉崇拜地望著我:“媽媽,你小時候就這么愛美嗎?”

我看著她稚嫩的小臉和漂亮的蕾絲公主裙,不禁憶起了許多關于穿衣的往事。

我是79年生人,趕上了好時候,從來沒嘗過饑餓的滋味。但穿衣這件事,我卻可以說見證了翻天覆地的時代變遷。

記憶中兩歲多在村子里跟著爺爺奶奶生活,那里的人們祖祖輩輩穿衣穿鞋都要靠手工,千針萬線,費時費力。但很快,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縫紉機普及開來,新媳婦陪嫁的標配就是一臺“蝴蝶”牌或者“工農”牌的縫紉機。有了它,婦女們從繁重的手工活中解脫出來,搖桿一轉,腳踏一踩,在“嘎嘎”的機器聲里,做出來的衣服針腳細密結實,效率也大大提高。一臺縫紉機,掌管著一家人的形象工程,可謂立下了汗馬功勞。

那真是一個風云激蕩的時代,人們都卯足了勁創造財富,新事物層出不窮,市場極大繁榮,穿衣這件大事自然也是人們最渴望改善的。那些時代的弄潮兒當然捷足先登,于是,八十年代初,縣城里出現了第一個賣衣服的個體戶,第二個……仿佛一夜之間服裝店開遍了縣城。那時流傳甚廣的一個段子就是,某某坐火車到廣東批發了一麻袋衣服,回來在縣城里賣,來回幾次就成了“萬元戶”。當然,這些都是兒時的我通過大人的嘴了解來的,似懂非懂。而我真切感受到是,身邊的小朋友都穿起了市場上買的樣式新穎、漂亮時尚的新衣服。那時,我的父母都在鄉鎮中學工作,工資微薄,加上超生了弟弟,罰了好多錢,家里經濟條件不算好,我里里外外穿的所有衣服都是“奶奶”牌的純手工藝品。一次,一起玩的香香穿了一件藕荷色帶花邊的上衣,得意地在我面前顯擺:“你怎么沒有買的衣服啊?”女孩子愛美的天性和虛榮心讓我回到家就對著爺爺奶奶大哭大鬧,那陣勢,如果不給我買衣服我就鬧翻了天。兩位老人長吁短嘆,擦眼抹淚,怎么也哄不好,決定馬上就去城里給我買衣服。于是,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件買的衣服。到現在,我還能清楚地記得它的樣子,粉紅色的,泡泡袖,還帶著兩根絲帶,在胸前能系成一個漂亮的蝴蝶結。四歲的我穿上頓時覺得自己變成了公主……

改革開放的車輪滾滾向前,很快,沒有人再穿手工做的衣服了。時尚的潮流也以讓人眼花繚亂的速度席卷了人們的生活。在老人們“傷風敗俗”的哀嘆聲里,第一代時髦青年們穿著花格子襯衫和褲管肥大到可以掃地的喇叭褲招搖過市。緊接著,蝙蝠衫、蘿卜褲、大墊肩西裝,一步裙……各種款式,各種面料,“引無數時髦青年競折腰”。人們亦步亦趨,生怕被時尚拉下。我的愛美意識覺醒的中學階段,不可避免地也陷入對時尚的追求中。記得那是念初二的時候,同學們中正流行穿燈籠褲,就是一種褲管肥肥大大,在褲腿處卻用松緊帶收緊的褲子。其實那時我瘦的像一根豆芽菜,并不適合穿這種褲子,但眼看著身邊的同學一個個都穿起了燈籠褲,我就覺得這種褲子是天底下最洋氣最時髦的褲子。一向保守的媽媽不同意我的請求,正處在叛逆期的我爆發了小宇宙,和媽媽唇槍舌戰,最終如愿以償得到了我的第一件時尚單品-——燈籠褲,穿上那叫一個美呀,走路都帶風的。

如今,時代的發展讓時尚也變得多元,講究個性成了人們的追求,各種風格、各種流行并存,再也沒有一種潮流一統天下。而年齡的增長也沒有削減我對美的執著,買衣服依然是我的頭等大事,只不過,現在的我已經在不斷的嘗試中找到了自己的風格。工作時,簡潔大方有設計感的小香風裙裝常常是我的選擇。休閑時,帶點民族風、復古森女系的裝扮深得我心。就這樣,年近四十的我不論在單位還是在街上,總會被人贊美衣服穿得好看。有一次去旅游,我穿著棉麻的刺繡長裙、繡花鞋,圍著質地上好的棉麻圍巾,同車的一位二十多歲的小姑娘直夸我的衣服品味不俗,我在心里微笑:你不知道我二十歲時穿的是什么。

我為衣狂,其實每個女人都為衣服情牽心念吧。感謝這個時代,給了我們更多更好的選擇。也許有一天,我的女兒們長大了會為選擇太多而發愁,想想,就覺得美好。

【篇六】

時間老人腳步匆匆,彈指間,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

40年光輝歷程,40年滄桑巨變。在這40年里,我與電視結下了不解之緣,風雨兼程休戚與共。現雖已退休5年,仍受聘于鹽湖電視節目中心,至今緣分未斷。

作為一名普通的電視工作者,我見證了改革開放的好時代、好政策,見證了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見證了電視同仁們的不懈努力,見證了電視臺的昨天和今天。

19**,我轉業到運城地區電視臺任副臺長,分管新聞、專題等節目。

雖進入新行當,但在部隊已從事新聞工作近20年,不咋生疏,較快便進入角色,工作還算稱職。

那時,地區電視臺的寒酸程度,我都不忍回顧:編制38人,僅有兩臺攝像機,還是分體式,兩套后期線編設備,發射一套節目。新聞一周兩次,每次7分鐘,其它自辦節目很少,以播放電視劇為主。辦公場地,為地區廣播局一小三層舊樓改造,與局機關合署辦公,非常簡陋。

30多年來,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發展,伴隨著地區財政的不斷投入,伴隨著全臺創收的不斷增加,伴隨著人員、設備、編制、節目的不斷完善,走過了電視事業發展的光輝履程,留下了拉纖者的一行行足跡……

中國福利彩票,是伴隨著改革的春風誕生的。1987年,國家批準發行“中國社會福利有獎募捐券”,籌集社會福利資金,發展以“安老、扶幼、助殘、濟困”為主要內容的社會福利事業。

親歷地區電視臺窘境,我忽然想到了彩票集資。我給鄭德寶臺長提議,在全區賣電視彩票,兩元一張,中獎率可適當提高,得到了鄭臺長的支持。

我起草請示報告,撰寫集資方案。經地委宣傳部陳永信部長簽字同意后,我們在電視臺播發公告,很快得到了社會各界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響應。僅僅半年時間,就集資人民幣300多萬元。除去兌獎獎品等活動費用,凈余280余萬元。

在當時,這是一筆天文數字,對于改善電視臺設備狀況、辦公條件和員工住宿等,可謂雪中之炭,使起步不久的地區電視臺,度過了捉襟見肘的艱難歲月。當年,用這筆錢買了東街一塊地,蓋了電視xx立辦公樓,蓋了宿舍樓,如今已成為電視臺家屬大院。

1993年,全省只有太原、大同兩家地市級辦有《廣播電視報》。我向耿文寬局長提議并試辦《運城廣播電視報》。在局臺沒有投資一分錢的情況下創刊,并申請到了省內正式刊號,發行量很快達到4萬余份。電視報紙相互配合,進一步擴大了影響。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電視臺人員、設備、部門不斷擴充,自辦節目也越來越多。作為分管副臺長和新聞中心主任,我帶著《運城新聞》從起初的每周兩期每期七分鐘,走到了后來的每周七期每期25分鐘。在全省的地、市級年度上省臺的新聞條數,連續多年沒有下過第三名。我給地委宣傳部陳永信部長的承諾是"爭一保二三"。

乘著改革開放搞活的強勁東風,我和王益民臺長還主動合縱連橫,聘任特約記者,成立了13縣記者站,與臨汾臺合拍《河東戲曲薈萃》12集,與省臺合拍《三晉文物古跡接力游 河東篇》20余集,成立攝制組走向全國大中城市,拍攝《走南闖北河東人》20余集,組織全臺記者和各縣特約記者,開展“同題材電視散文大獎賽”,提議并組織運城“十大名片”評選活動,開展每年的春節社火直播……。在當時,這些活動都起到了很好的轟動效應。

2003年,當國內有的大臺剛推出社會新聞版暨民生新聞的時候,在李慧芳局(臺)長的支持下,我提議并創辦了一檔名叫《新聞夜視》的社會新聞欄目,主持人范鵬濤、柴紅絨由過去一臉嚴肅的“播音腔”,變成了“說新聞”。我與他們反復研究,創新內容形式,很快收視率飆升,每天收到的觀眾來信很多。后來《第一時間》開辦,《新聞夜視》停播,《第一時間》就有當時培養的多名社會新聞記者,活動在民生新聞第一線,佼佼者如現任2頻道主任兼《第一時間》制片人樊俊峰、副主任張光輝等。

《監督熱線》作為電臺直播節目,辦得有聲有色。2002年“局臺合一”后不久,我在會上向李慧芳局(臺)長提議并具體操作,同分管電臺的副局長王剛一起組織,將此搬上電視。我同張貞祥等業務骨干多次研究,還創辦了“反饋版”。兩年多后,電視版的《監督熱線》交于電臺主辦,節目越辦越好,名揚省內外。很快,同《第一時間》、《蒲鄉紅》一起,逐步成長為電視臺的三大名牌欄目。這些名牌欄目的開辦,李慧芳局(臺)長組織領導的節目改革和創新,功不可沒。

電視信號過去使用微波傳輸,受各種因素干擾,只有三分之一的縣市能夠較好地接收到信號。2002年,隨著全市有線電視光纜網絡的建成,它將市臺兩套節目高質量地傳輸至十三個縣市區,使節目履蓋率和影響力大大增強,具有里程碑意義。

那時,在改革發展精神的感召下,大家的工作積極性空前高漲,至今我清楚的記得,記者石垣生、張貞祥,乘吉普車趕拍新聞《黃河洪峰過龍門》,返回途中遇車禍,司機吳師傅犧牲,他兩人不顧傷痛,連夜初編鏡頭,撰寫解說詞,第二天傳至省臺,按時播出。這條新聞,后被評為山西電視新聞特等獎。那時雖沒有獎金,但同仁們不計報酬,自覺吃苦耐勞。新聞部主任侯德志,最多時一天拍回7條新聞,勞動強度可想而知。

現在的航拍多么便捷省勁,站在地面遙控操作。而1988年那會航拍《河東曙光》專題片,攝像王益民、楊文斌被捆在飛機倉門口拍攝,既危險又難操作。

這種作風一直延續傳承,領導們也都作出了表率。第一任臺長趙金良號稱拼命三郎,籌建臺時吃住在辦公室,積勞成疾,我到臺里上班沒幾天便英年早逝。王益民臺長攝像功底深厚,凡大型活動,仍始終不忘抗攝像機。我親眼看到,柴建良局長將輸液瓶掛到了辦公室,邊輸液,邊辦公。

1994年的一天,侯德志和廣告部主任樂海林來到我辦公室。當時,我剛看完全省文明村臨猗縣閆家莊的事跡材料,我說:“咱們仨出去拍個專題片吧?”他倆一口贊同。

第二天,司機秦高澤開車,我們一行四人去了閆家莊。村黨總支書記秦存善熱情接待了我們,講了村里許多感人故事。我們便住下了。一連三天的采訪,我們時時被感動得熱淚盈眶。

回到臺里,我便很快寫出了《啊,父老鄉親 ——閆家莊民風素描》專題片解說詞初稿。當時,彭麗媛的新歌《啊,父老鄉親》正流行,我用這首歌作為專題片主題曲。

接下來的一個多月里,我們四人先后去閆家莊十多次采訪和拍攝。越拍越覺得有拍頭,故事的感人度遠遠超出了我的解說詞。我們必須在鏡頭上也下足功夫:為了拍一個日出,我們四人四點起床,扛著機器(分體機、三腳架、監視器),爬上雙疑山;為了拍一位80歲老人說兒媳去公社開會,自已舍不得吃,總要給她帶回兩個白面饅頭的同期聲及開懷大笑的鏡頭,我們和老人拉了整整一上午的家常;為了把故事講好,僅同期聲我們就錄了5盤3/4帶……

回到臺里,我們連續三個通宵加班后期編輯制作,一部20分鐘的專題片出籠了。

播出之后,反響非常好。我說:“送中央臺《祖國各地》吧?”侯德志說好,他去送。

央視《祖國各地》負責人一看,忙問:“是你們地區臺拍的?”侯德志說:“是的。”又問“你們配的音?”侯德志說:“我配的。”負責人有些吃驚,說:“《祖國各地》12分鐘,你們能不能編成11分45秒再送來,我們加上15秒片頭,直接播出?”侯德志滿口答應。負責人叮嚀:“還是你配音。”侯德志笑了,立即打電話報告我這個好消息。

后來一路綠燈,在央視順利播出。央視新聞中心一位負責人說:“這是中央電視臺成立以來,首次播出一個地級臺的專題成品帶。”

再后來,這部片子被評為全國專題片三等獎,全省一等獎。其解說詞先后被中央電臺、《中國農民報》等7家媒體采用。

腳印仍在目,往事皆財富。我領著從事電視新聞的一班人馬和先后十幾檔欄目,走過了幾十年的滄桑歲月。我由一個30多歲的年輕人,早己進入了退休老干部的行列。

40年風雨磨礪,40年多彩樂章。今非昔比,如今的運城廣播電視臺,六七百名員工,自辦節目5套,精彩紛呈,廣告年收入突破2000萬元。投資上億元的廣播電視大樓業已投入使用,成為這座城市的地標性建筑。運城電視已成為晉陜豫黃河金三角地區頗有影響的強勢媒體,在閆宏臺長的帶領下,薪火相傳,銳意改革,正闊步前進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光大道上。

作為一個老電視人,我相信,運城電視的明天一定會更美好!

【篇七】

老家住著父母,縣城住著妻兒,聯結老家與縣城的那條九公里的路,我走了整整二十八年。這條路由泥濘鋪成柏油,由羊腸修作筆直,兩邊楊柳婀娜,花紅草綠,現在走在路上,神清氣爽,感覺家原來竟是這么近。

中學畢業后我在老家務農兩年多,種莊稼、出河工、進磚瓦窯廠拉磚坯,小小年紀哪里受過這等繁重體力!總想跳出農門。閑余時間就找來書報看,抱著收音機聽,看完了聽過了就躍躍欲試寫上一篇,還初生牛犢不怕虎的謄寫清楚裝入信封貼上郵票投給報社。泥牛入海多次以后,得到了省報編輯的垂青,千把字的稿子居然發表在三版頭條,這個激勵無異于彩票中獎,于是一發而不可收,不斷的寫,不斷的寄,隨著名字頻頻“現眼”,引起了鎮領導的注意。鎮黨委宣傳委員和村支書找到我,說借調我去鎮報道組,我二話沒說一口應允,并答應次日報到。不知老天是故意刁難我還是有意考驗我,從當晚開始就淅淅瀝瀝旁若無人的下起了雨,到了第二天絲毫不見停的意思。通往城里的路都是黑黏土路,騎自行車根本出不了村。父母心急如焚,我也焦頭爛額。拖拉機走這種泥濘路還是有優勢的,它馬力大,輪胎帶花深,正好小伯伯家有拖拉機,就這樣娘用塑料布包好我的被褥和換洗衣物,爸爸將自行車搬到拖拉機后斗上,千叮萬囑后我們開始了艱難的行程,九公里的路足足用了三個多小時。那年是一九九零年。

結婚后,妻在老家種著幾畝責任田。我的身份還是借調的農民臨時工,只要不下雨上下班就來回“跑堂”。一九九二年七月,女兒要出生了。七月的天就像小孩的臉說變就變,下班出門時還是烈日當頭,結果走到半路就被突如其來的暴雨淋成了木雞。這時的路還是那條泥濘路,只得硬著頭皮推著走。那天我穿著一雙布鞋,黑黏土好像多熱情似的,舍不得讓你走,腳底板酸疼難忍。自行車推一圈,泥就沾滿了車胎,進而塞滿車子的蓋瓦,只得路邊找根木棍剜掉,剜掉泥巴,前推幾步,又被粘滿,再剜再走,如此反復,看到大片水洼,就把車子支到水里,搖動車輪洗刷一下。實在推不動了,扛起車子走一段,左肩換右肩,右肩挪左肩,后座架的一根繩子也用上了,繩子充當背帶掛在脖子上,人立在車梁中,兩手抓穩車架,如同轎夫,腳上的鞋子甩掉了,滿身的汗水雨水和泥點子,當時如果立此存照,說不定今人看了會夸贊一番:演技太真實了。回家的路如此漫長艱難,至今回想起來,還總覺得對不起妻子女兒,關鍵時候未能出現在她們跟前。

一九九八年,女兒到了上學的年齡,妻女隨我來縣城居住。恰好國家鼓勵機關工作人員輪崗辦實體,我就報了名,棄筆經商,租房開了家文印社。平時忙生計,回老家看望父母一般選擇到周末。有一天,村支書給我打電話,說村里聯合五李幾個村要修公路,希望我們在外的老鄉贊助贊助。要想富先修路嘛,我當即表示同意捐了款,名字也刻到了功德碑上。

路修好了,我買了輛輕騎摩托車,回家返城馳騁在平坦的柏油路上,好不得意。2006年國家實施村村通公路工程,這條公路又得到了拓寬加固,和各個村的路貫通。農村路網完善了,村子里好多家庭買了轎車。

如今,我在縣城買了樓房有了一個屬于自己的家,女兒也已結婚,小兩口每人一臺車,閑暇時間回老家,誰有空誰就開車送我們,有時他們忙,我就滴滴打車。那天回家,忽然聽到車載電臺里播放《走在回家的路上》的歌:

走在回家的路上,走在春天的故鄉。融融春風吹亮新天新地,綿綿春雨飄送如意吉祥。

走在回家的路上,走在夢幻的故鄉。裊裊炊煙繪出山水圖畫,朵朵彩云編織田園風光。

走在回家的路上,走在心靈的故鄉。聲聲牧歌輕唱快樂生活,張張笑臉灑滿幸福陽光。

走在回家的路上,享受生命的快樂;走在回家的路上,聆聽自然的歌唱。

伴著優美的歌聲,不知不覺間,家已出現在眼前。柏油路拉近了回家的距離,幸福的路在腳下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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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封神演义